□刘文杰

不到十二点，老伴便催着吃午饭。走到餐桌前，白米饭冒着热气，一盘清蒸鱼鲜香扑鼻，搭配着一盘韭菜炒鸡蛋。这顿算不上奢华的午饭，却让我忍不住想起过往——如今的日子，好得实在太多。

我出生在安阳东部一个不算偏僻的乡村。从记事到上学，村里家家户户的午饭都简单得近乎寒酸。那时土地贫瘠，粮食产量极低，乡亲们过日子全靠“数着米下锅”。为了填补粮食缺口，每到秋天，大家就往广润坡里找寻草籽、野菜，然后与杂粮搅和在一起，拍成圆饼贴在大铁锅边沿，蒸上十几分钟，配上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就是一顿午饭。到了冬天，为了省粮，家家户户都改成两餐制，午饭吃的是红萝卜丝掺玉米面煮的粥。就像那时的顺口溜说的“光边筛子，毛边炕，俺家您家都一样”，满是贫苦岁月的印记。

三年困难时期，乡亲们的日子更是难上加难。村里不少人家背井离乡谋生，我家所在的街巷，就有好几户邻居把闺女嫁到河北武安山区。山里虽野生吃食多些，但粮食依旧短缺，日子仅比老家稍强。父亲探望闺女回来时，亲家给了一袋红薯干磨的面，他舍不得花几角钱坐汽车，扛着面走了两天才到家，累得躺了好几天，可全家捧着这袋红薯面，依旧感激不已。

那年，我考上了瓦店中学。学校离家八九里路，我每天靠两条腿往返近二十里。午饭是用两块毛巾缝的布兜装的几根熟红萝卜。记得哥哥路过老家时，见我面黄肌瘦，给了我一斤全国粮票。我每天中午用二两，足足吃了一个星期，那是那段日子里难得的饱暖。后来我到县二中上学时，情况渐渐好转。每周日返校，我都会背一袋粗麦面馍，精打细算吃一周；要是不够，就捎信让家里再送些。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子越发好了，家家中午都能吃上面条，虽说白面条不多，多半是掺着白萝卜丝，但乡亲们已然十分满足。

1970年年底，我怀着满腔热血告别新婚妻子和年迈父母，报名参军到了东北某部。本以为部队生活能好些，可开饭时却傻了眼。辽南当时盛产一种改良高粱，产量虽高，但吃起来又涩又硬，佐餐的多是白菜帮子、土豆片，让我难以下咽。我们部队的兵大多来自河南、江苏、四川，饮食习惯相近，每逢吃面条、大米，总能把锅底吃得干干净净。2018年，我和老战友们约定回老驻地聚会，特意去了当年的营房和伙房。昔日的红瓦房早已换成崭新楼房，伙房里也不用煤炭改用天然气，午饭更是标配八菜一汤。看着眼前的景象，再想起当年的“二米饭”，真是天壤之别。

20世纪80年代，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光是居住条件改善，单看家家户户的午饭，就能看出生活水平的飞跃。红薯、高粱、玉茭等杂粮渐渐淡出餐桌，取而代之的是白面、大米轮流登场，这些曾经稀罕的食物，也渐渐变得寻常。后来，我到教育局从事纪检监察工作。教育系统基层学校遍布乡镇村落，人员众多，难免出现各类突发情况，需要我下乡调研处理。基层的同志出于尊重和支持，总想在午饭时安排丰盛些，我却一概婉拒。自小过惯了苦日子，我更习惯粗茶淡饭，对铺张的酒宴十分反感。

退休二十多年来，我大多在农村老家居住，生活习惯也渐渐有了改变。午饭不再是单一的面条，而是荤素搭配、花样繁多。过去难得一见的西蓝花、花菜、芹菜、豆角等，如今也轮番端上餐桌。我常暗自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样幸福的年代。我时时提醒自己，不忘过去，才更珍惜今日的甜蜜；我想告诉年轻人，你们生逢盛世，何其有幸，要好好过日子，珍惜时光，别辜负了这好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