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在繁花似锦、多元共生的当代文学百花园里，以“将军寺村”为描摹对象的短、中、长篇小说逐步确立了孙全鹏小说艺术世界的独特地位，并以别具一格的地域风情、个人化风格引人瞩目。

《幸福的花子》是孙全鹏中短篇小说集，延续着他一贯的艺术美学原则，“情绪的体操”和“散步美学”如影随形，“故乡人”“故乡事”“故乡情”三辑，恰如嵌入这种美学原则的一幅幅民俗风情画卷，把读者带入一个共生共情共感的艺术氛围。

小说集中《你就这命》里的爷爷和几个姐姐，为了生儿子，母亲走了，我这个“傻子”，是个参照对象，这是一种对位式的叙事，围绕着我这个“傻子”，母亲、爹、姐姐、爷爷、双胞胎的儿子构成了一组“对位”关系。母亲的傻，是执念于生个儿子，最后死于难产；我的傻是说话晚，被村里人嫌弃；爷爷的傻，在于一份朴素的爱；几个姐姐的傻，是一种不被重视的报复……种种傻的背后，是人性的温情、执着和幸福，这是隐含着民间意味的“傻”，这种“傻”是一种幸福，这是一种对位式的反讽，隐含着“看与被看”的悲悯，更隐含着作者更为深刻的反省意味，有同情、有批判，更有深深的不忍与煎熬，这是无法脱离生活本身亦不能自拔的超验。

《父亲的双头鸡》《最后一只卤鸡》《晃蛋》《泥泥狗》也具备“叙事统一体”的“散步美学”特征：《父亲的双头鸡》是个关于找寻的谜团，寻找永远在路上，在路上有母亲对糊里糊涂丢失儿子的寻找，也有父亲对双头鸡的寻找，还有叙述者的寻找。寻找在人生路上，没有尽头，这分明就是一个寓言：个人的寻找，家庭的寻找，乃至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寻找，开篇就是结尾，结尾就是开头，充满了卡夫卡式的荒诞，也类似纳博科夫式的谜团，更有追忆似水年华般的怅惘之情，久久回荡在将军寺村，不可消弭，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小说的“叙事统一体”；《最后一只卤鸡》是一个叙事学的谜团，父亲的声音、弟弟矿矿的声音、叙述者甚至还有主人公自身的声音，构成了这个小说的多声部，同时也是多重的叙述视角，互相矛盾地纠缠在一起却十分自然地造成一个有机的“叙事统一体”；《晃蛋》以未能孵化出来的鸡蛋、鹅蛋和鸭蛋来隐喻强强的一生：“从选鸡蛋、老母鸡孵化鸡蛋到小鸡出蛋壳，要下不少工夫哩！可最后谁知道能不能成？难着呢！”小说不动声色中，造成了一种别出心裁的“叙事统一体”。《泥泥狗》讲述一个非遗产品的传承问题，捐献给博物馆得到很好的留存，自己想独占的严实因为一场大火导致泥泥狗毁于一旦，这是象征，更是警示，也是另外一种“叙事统一体”。

孙全鹏就这样凭借自己手中的一支生花妙笔，精心构建起一个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的“将军寺村”小说人物系列艺术世界。在这些充满奇幻与真实交织的小说艺术世界里。他们带着各自曲折的身世、炽热的梦想以及揪心的挣扎，鲜活地登场亮相，强烈震撼地叩问着人性和生命的最终指向。每个人背后的故事都化作一股强劲有力的驱动力，成为推动情节滚滚向前的关键力量，宛如一场盛大的交响乐演奏，共同奏响了一曲专属于“将军寺村”的民俗生活变奏曲，让读者得以突破狭隘视野，领略到生活的完整全景，而非仅仅是零散的孤立片段。

其次，从主题的深度挖掘来看，孙全鹏宛如一位敏锐的时代观察者，始终将目光聚焦于时代洪流滚滚奔腾之下，将军寺村那些平凡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无论是直面城市化浪潮排山倒海般冲击下，乡村人际关系所发生的微妙而深刻的变迁，还是在市场经济的汹涌浪潮中，个体价值历经重塑的挣扎与蜕变，不同人物针对这些宏大时代命题所做出的细微而真实的微观反应，如同粒粒珍珠，被作者用细腻的情感丝线串联起来，进而串起了一代人共同的记忆与深沉的思索。促使每一位捧读其作品的读者，都不禁停下匆忙的脚步，静下心来深刻反思社会前进的步伐与人性深处的温度。

小说集中“叙事统一体”的手法全然挣脱了单一主角、单线叙事的传统枷锁，巧妙地将众多人物的命运丝线紧密交织，最终编织成一张错综复杂却又井然有序的大网。这也许就是孙全鹏“散步美学的艺术体操”之鹄的，值得反复探究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