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胜群

国人推崇“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不过在华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能留名青史的寥寥无几。在这屈指可数的人名中，如辛弃疾、王羲之、张九龄这些别出心裁、寓意隽永的名字能让我们品味许久 。

人名之所以被称为文化，是因为简单的两三个汉字一旦定格成人名，就宛如发生了核聚变，其迸发的瑰丽色彩和信息让人叹为观止，并嬗变为一把探索个人和社会的金钥匙。

人名由姓和名组成，如一张名片，既是人进入社会的首要信息，也是人的社会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我国的姓与名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广义的人名除名外还有字、号等称谓，辛亥革命以前称字、称号的风气颇盛。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新思潮崛起，称字、称号被视为封建传统，人们纷纷响应“一名主义”，这一现象一直延续至今。

不可否认，表示称呼是名字最主要的功能，但使名字具有时空穿透力、让人品味难忘的则是名字里的烟雨沧桑和人文情怀。

国人取名很有讲究。春秋时便有信、义、象、假、类五种取名方式，后又有“男《楚辞》、女《诗经》、文《论语》、武《周易》”之说。取名过程也颇讲究和慎重。古籍记载，婴儿的名是在出生百日后由其父取的，然后再告诉亲朋好友，并报告地方长官入籍登记，也就是现在的上户口，很有仪式感。

因为名字要伴随一生，所以长辈在取名时大多要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引经据典，对后辈的殷殷之情蕴含其中。

起名时，长辈对孩子总是有许多美好期望，被囊括为福、禄、寿、喜、财的范围中，或身体健康，或长命百岁，或升官发财等。取什么名字都有考量。古人认为，人的“命”与“名”相关联，所以给孩子取一个祛病禳灾、长命百岁的好名字非常关键。如霍去病、辛弃疾就是范例。这是因为古时的医疗水平低，为人父母者常用贱物、丑陋之名命名儿女，以期长大而不夭折。

取什么名字与文化储备有关。古时老百姓文化水平不高，取名许多是直接以节令、地名、体重、排行等命名，比如九斤、秋分、闰土，文采稍逊但贴近生活，俗称接地气。而文人和士绅之家起名更多讲究文采和意蕴，历史上有许多名人的名字取自经史子集。白居易的名字出于《中庸》，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的名字出自《易经》，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之名来自《诗经·小雅》，国学大师南怀瑾的名字来自《九章·怀沙》。可见国人的名字大都取材广，立意高，内涵丰富。这是传统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也体现了取名者对生活的态度和借名字传递的希冀与情怀。

纵观古今，可以清晰地看到人名中的情怀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展现着时代的发展脉络。名字的启用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相关，从封建社会人们追求功名富贵到近现代浓烈的政治色彩，都折射出不同时代主流的人文氛围和价值取向。

上古崇尚名以记事，皆可望名知义。最早的姓氏大多从女而成，如姬、姜、妫、姒等，“姓”字的释义就是“从女而生”。这是人类文明之初母系氏族社会形态在名字文化里的体现。而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等姓名则反映出在那时人们佃渔畜牧、力田事农的生活方式。商周重天意，取名流行用天干地支， 如孔甲、盘庚等。春秋战国至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先贤圣哲横空出世，备受推崇，故以“子”为名、命名成为时尚，有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韩非子等众多带“子”的巨星。秦汉一统天下，取名多体现出尚武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名字中多有武、霸、雄等字，如蒙武、苏武、王霸、杨雄等，充满了阳刚之气。另外，西汉推行黄老之术，求长生不老的风气很盛，时人多用延年、去病等起名。

同时，东汉喜用单名。王莽推崇复礼，行二名之禁，影响深远，人名十之八九为单名，《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单名，《后汉书》中的人物亦是如此。

魏晋六朝时人名爱用“之”。当时盛行五斗米教，其教徽颇像草书的“之”字，虔诚的显阀与士族多采用“之”字为名，甚至父子兄弟数代相袭，不避名讳。

盛唐开放豁达，流行“以行第系于名者”。“行第”是指兄弟姐妹中的排行。李白又称“李十二”，杜甫也叫“杜二”， 孟浩然称“孟六”，元稹称“元九”。这种风尚和做法显得彼此间熟稔而不拘礼节，给人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感。

宋代重文轻武，理学发达，社会优礼老人，起名以“老”为美。取名喜欢使用“老”“父”“翁”一类表示年长老迈的字，既说明时人企慕康寿的愿望，也流露出以老为美的风气。许多人取名故作老气横秋之态，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作者）。 元代出现了蒙语汉译的特殊名字，如成吉思汗、窝阔台等，叫“哥”“奴”较多。而平民百姓不准取名，若取名只能用行辈或出生日期，或用父母的出生年龄合算一个数字作为称呼。朱元璋出生农家，本名重八，其父叫五四，大哥叫重四。“元璋”是他发迹后取的名。 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影响很大，人名中常出现奎、元、科、第等字。民国期间，普通百姓的代表性名字是进财、满仓、福禄、寿生等，反映出人们在乱世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作为当代人，我感觉新中国成立后，人名的时代色彩更加浓厚，其情怀愿望更加炽热感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取名建国、解放、国庆的较多。而后的援朝、跃进、四清等名字则反映了抗美援朝、大跃进等国内形势。“文革”期间，比较流行卫东、红卫、文革等名。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渐回正轨，单名之风又起，出现了大量的李刚、王勇、张波之名。在人群中喊一声“李刚”，会有好几个人停步答应，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经历动荡之后，大众追求简单、朴实生活的心态。进入21世纪后，取名雅致化和多元化交织而行。浩然、子轩、诗怡等雅致的名字颇受青睐，四字之名也进入眼帘。这是时代精神之使然，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精髓，也是生活富裕、社会安宁的显现。

为了佐证我的观点，我觉得有必要举一些身边的例子。

朋友之父曾是军人，生了一男三女，分别取名东方、红太、阳生、世红。单个名字很普通，连起来一读，满满的革命情怀。

例子绝对少不了我们家。我的爷爷是红军，德高望重。1957年，我大哥出生，让爷爷起名，爷爷说革命胜利了就叫胜利吧！我二哥出生了，爷爷说革命胜利离不开军队，叫胜军！轮到我了，爷爷说革命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叫胜群！排到我妹妹时，爷爷说革命是鲜血换来的，叫胜红！等到给我五弟起名，爷爷总结说革命胜利离不开伟大的党，就叫胜伟！

许多不认识我爷爷的人，每每听我说起这一段掌故，都会竖起大拇指。这绝不是老王卖瓜，我能看出他们的赞叹是由衷的。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感受到了老一辈人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感受到了他们对后代的殷切期盼和嘱托。

古人云：“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也许我们的名字不会流传很久，也不阳春白雪，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自己名字的骄傲，因为她一样承载和浓缩着长辈的期许、家族的延续、历史的演变、文化的重量，一样有着亲人炽热滚烫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