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宗亮
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创新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根植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激发安阳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安阳有着八千年的文化史，这是安阳文化创新创造的深厚沃土。8000年前，古洹河岸边八里庄聚落的出现开启了安阳文化史的序幕。该聚落遗址规模大、文化堆积厚，是豫北冀南地区的中心聚落；其文化面貌反映了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距今7000年左右，当后岗一期文化形成后，安阳地区很快成为其分布的核心区域。由于该文化对外的强势辐射以及对后世文明的巨大影响，有学者将距今7000年~6000年称之为“后岗时代”。近年来南务遗址后岗一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为“后岗时代”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遗址中大量红烧土残块的发现充分体现了当时先进的房屋建造技术。距今5300年左右，随着庙底沟文化的分化与解体，安阳地区诞生出独具特色的大司空文化，大司空、大寒等遗址发现的彩陶折腹盆、敛口钵上绘制的弧线三角纹、蝶须纹、平行线纹、锯齿纹精美灵动，是当时彩陶艺术的典型代表。
进入龙山时代后，大量聚落在洹河流域的相继出现，夯土城墙在后岗、柴库、白营等聚落外围的设置，房屋建造中白灰面、土坯技术的广泛应用等充分说明，这一时期安阳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明显加快。而距今4300年~3100年期间，安阳地区相继出现的中原龙山文化后岗类型、下七垣文化、洹北期商文化、殷墟期商文化则生动再现了商文化从孕育、形成到发展的完整脉络。尤其是近年来，洹河流域商代中晚期的一系列新发现，例如，洹北商城的城壕及大型祭祀沟、陶家营遗址的双重壕沟及具有北方风格的青铜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的池苑、王陵区的隍壕、辛店遗址的大型铸铜遗存、邵家棚遗址的精美车马坑、老六庄遗址的大型四合院建筑等，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为探讨商代聚落形态的演变、人地关系的变化以及人群迁徙等问题提供了新材料，同时也印证了历史文献及甲骨卜辞中记载的“大邑商”的真实面貌，展现了伟大的商文明的多元内涵。
东周时期，随着王权衰落，诸侯争霸、列国并雄成为时代主旋律，而安阳又处在春秋时期齐、晋、楚、吴等大国争霸和战国时期韩、赵、魏三晋东出、南下扩张的重要通道，因此，当时的很多政治、军事活动都会在此留下痕迹。例如，汤阴羑河墓地出土的吴王诸樊剑和吴越式玉器就可能是晋（卫）吴“远交”“近攻”楚国的见证，而林州大菜园墓地发现的大型车马坑和精美青铜编钟则为寻找战国早期赵国都城中牟提供了珍贵线索，同时也反映了赵国东出争衡天下的雄心壮志。两汉时期，内黄三杨庄完整村落的发现以及超世之杰曹操墓的证实又从基层组织、军事征伐等层面传递着汉文明的强盛，体现了政治统一、文化繁荣的时代特征。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有人将这300年时间称之为“华丽血时代”，安阳再次走上文化的巅峰。邺城历经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其都城布局上的中轴对称、里坊制度深刻影响了之后中国都城的发展。这一时期，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明显加快，这在安阳境内发现的佛寺、佛塔、石窟遗存上有明显表现，例如，灵泉寺的道凭双石塔就是古印度佛教覆钵式古塔与中国阁楼式建筑相结合的早期形态。佛教的兴盛对当时的政治、文化、建筑、艺术都产生重大影响。而大司空东地的青铜鍑、范粹墓棕黄釉扁壶上的胡炫舞、固岸墓地的鲜卑武士俑、麹庆墓中的西域胡人俑又诉说着各族人民在此交流交融的生活场景。隋唐以后，以相州（彰德府）为核心，安阳地区的地方文化、市井文化得到充分发展，并影响至今，这在安阳古城墙、赵艺公墓、韩琦墓、赵藩王墓、滑县古沉船等众多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中有着鲜明表现。
总之，考古新发现延伸了安阳历史轴线、丰富了安阳历史内涵、增强了安阳历史信度、活化了安阳历史场景，实证了安阳八千年文化史、三千多年文明史，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的生动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殷墟考察时强调，考古工作要继续重视和加强，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深入贯彻“两个结合”，“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这是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要求。在即将到来的“十五五”，我们将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契机，依托安阳八千年文化史下的深厚文物资源，一方面以“中华文明探源的安阳实证”“大邑商与商文明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下的魏晋北朝文化研究”等专题研究为导向，加大对考古新发现的整理与研究，形成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提高安阳在文物考古研究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加快安阳市文物考古研学课程和线路的设计、文化创意产业的研发，打造文化IP，形成品牌和规模效应，使安阳丰富的历史文化焕发新的活力，进而推动安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单位：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