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璐

在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调解工作如同“润滑剂”，不仅能缓和矛盾冲突，还能有效节约司法资源。作为龙安区人民法院的一名特邀调解员，袁富法始终将“案结事了人和”作为调解工作的终极目标，在一次次情理法的交融中，推动纠纷实质化解。7月18日，记者走近袁富法，聆听他的调解故事。

不久前，一桩困扰当事人两年之久的合同纠纷摆在了袁富法面前。原告和被告曾签订一份价值155万元的产品定制合同，明确约定质保期为验收合格后一年。然而就在质保期内，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无法承受系统压力，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被告初期虽支付了部分维修费用，但后续却以种种理由推脱责任，原告多次催要无果。无奈，原告向法院提交了诉讼请求。

接手案件后，袁富法立即尝试通过电话联系被告，期望尽快沟通。然而，连续数日的拨打电话均无人接听，调解工作一开始便陷入僵局。袁富法并未轻言放弃，转而通过短信方式，简明扼要地说明案情核心及利害关系，并诚恳表达了希望通过友好协商化解纠纷的意愿。短信发出后，依然杳无音信。他没有气馁，继续尝试拨打电话、发送信息，积极寻求沟通的突破口。在经历了多次尝试后，被告终于接听了电话，并初步表达了愿意接受调解的意向。

首次沟通并不顺利。被告坚称产品损坏是原告操作不当所致，拒绝支付额外赔偿。面对双方分歧，袁富法紧扣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厘清质保责任的边界，明确指出若僵持不下诉诸法庭，双方都将面临更高的诉讼成本、时间消耗以及潜在的商业信誉风险。在后续的多轮沟通中，袁富法从法律事实和合同约定出发进行理性分析，同时注重疏导双方因纠纷积累的负面情绪，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被告同意一次性支付赔偿款1.6万元，原告向法院提交了撤诉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