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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4日 星期

治理校外培训 给教育更多作为空间


□杨东平

最近20年,中国的基础教育除了公办和民办两个系统外,生长出了规模巨大的第三个系统——校外培训系统,并且出现了一批实力强大的上市公司。今天,中国基础教育的格局和利益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校外培训成为增加课业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助推应试教育的最重要的力量,已经到了“天怒人怨”、不得不变革的时候。

校外培训教育在国外通常被称为“影子教育”,意思是它是为了满足公办学校的某些需要,如影随形产生的,比较多的是补习教育,或者公办学校难以提供的音乐和艺术教育,都可以由校外培训提供。

在中国,校外培训一开始也满足了一部分学业困难学生的需求,但到后来就逐渐偏离了这个方向,恶化了整个教育生态。现在,国家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就是要把被抬得很高的水平面降下来,降到初始位置。这种治理的思路是有价值的,当然治理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要逐渐面对和解决各种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当校外培训回归理性后,教育的矛盾就会转移到公办学校。所以,我们还是要重新回到以公办学校为主的轨道上,解决各种教育问题。

第一,要确保学前教育不被超前教育、提前教育裹挟。中国的校外培训系统不断下沉,越来越低龄化,下沉到给两三岁的幼儿做各种思维训练。在这方面,我们要有更坚决和更强有力的措施,避免学前教育被培训裹挟,甚至可以通过学前教育的立法进行解决。例如,可以规定英语、心算、作文、速读等类型的补习,不能招收6岁以下的幼儿,违规者被处以严厉罚款。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清晰的规则,才能够阻止事态恶化。

第二,改善小学的教育生态,归根结底就是减负问题。小学要做到真正减负,就要取消公办学校的唯分数评价和超纲考试。在国内一线城市,有的公办学校最后一道题是奥数题,这是违规行为,这种现象必须彻底改变。学校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说要减负,却还搞这种超前、超纲、超难度的教育。

第三,非常重要的是要刹住公办学校教师的有偿补课之风,这是很多家长最大的担心。校外培训被治理后,会不会导致培训转移为在校教师的有偿家教?这种可能性较小,但仍要加强管理。在校教师的有偿家教是违规行为,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如果这个事情做得不彻底,就会使校外培训仍然变相生存。

第四,我们还要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治理校外培训后学生的生活如何安排问题,特别是在假期阶段。过去,家长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选择,把孩子送到培训班,毕竟这可以分担看护孩子的负担。所以,当下及未来,我们面临的一个新情况、新问题,就是政府、学校和社会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要担负起学生的课外时间服务职责。

最近,上海、北京等地推出暑期托管服务。例如,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由团市委、市教委牵头,包括市卫健委、市体育局、市总工会、市妇联等机构参与,覆盖了16个区,共建立了543个办学地点,为大多数小学生提供一个课外活动和托管场所。这种社区服务应该是社会的常态——一个学习型社会、一个儿童友好型社会的常态。国外的一些做法也可以借鉴。例如,丹麦的每个社区都有青少年俱乐部,包括足球、手球、网球、游泳等项目,而且离家很近,学费也不高。像这种社会服务在中国还没有普及,或许是今后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家长要意识到,当下教育生态的转变可能是培养孩子自主能力非常重要的机会。我们知道,不少国家学生的寒暑假的时间非常长,3个月左右。为什么设计那么长呢?就是为了让学生走出学校,发展自己的兴趣。所以,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组织都需要共同帮助学生安排设计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动,帮助学生走进自然、走进社会、走进职业生活。

对于中学生而言,可以让他们学习自我管理,确定一个假期目标,如读多少本书,自学哪些内容,参观多少个展览,参加一次旅行等,同时还可以确定一个研究项目,比如研究家谱、社区调查、村落调查等。此外,还可以利用假期多参加公益活动,既可以参加社会公益机构的活动,也可以自我设计一些公益活动。比如帮助老人学会使用电脑和掌握使用手机APP,帮助家长建立手机通讯录等。如果学生到企业、商店、农村进行一次生活体验,也是非常有价值的经历。这些比刷题更重要的学习,会使他们的暑假更有价值。

(源自《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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