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凯

我的父亲杨友三，河南滑县王庄镇龙村人。他14岁入伍，加入了中原二野的刘邓大军。父亲参加过豫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两广（广东、广西）战役以及贵州的剿匪战役。1950年年底他入朝作战，1952年10月参加了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先后荣立三等功3次、二等功2次、一等功1次，并被授予朝鲜民主共和国银质勋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勋章。

父亲非常低调，从不提及自己的荣誉，也从不给我们讲述自己的作战功绩。记得还是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邯郸市武装部和邯郸日报社的3位同志来到我家，在采访他的时候，我有幸聆听了他对上甘岭战役七天七夜坑道战的回忆。当时父亲非常激动，他感慨万千，停顿了足有三四分钟才用深沉的语气说：“提起上甘岭战役，我怎能忘却我死去的战友，他们可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呀！都还没有成家，个个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是爹娘的宝贝，为了祖国到了朝鲜、牺牲在异国他乡，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说起上甘岭战役，父亲说：“《上甘岭》电影没有实际战斗惨烈，更刻骨铭心的状况没有表现出来，比如说七天七夜我们在坑道里没有水喝，电影只演了战友多次到山涧取水牺牲的过程，我们在坑道里是用嘴舔石缝中渗出的湿气，最后几天伤员舔自己的血，我和战友喝自己尿的尿，后来自己的尿都没有了。这不是夸张，是真正的事实，好多伤员都活活渴死了。还有课本上的《一个苹果的故事》，那是实际情况，当时我是一连指导员，主人公是和我一个坑道的七连连长张计发，河北省赞皇县人，电影里演的张忠发就是说的他。说实话，那么多战士、几十号伤员就一个苹果，传来传去，谁都舍不得咬一口。那个女护士是我们团一个叫‘和平’的女兵，后来她是上海市人民医院的党委书记。”

父亲继续说：“上甘岭就是朝鲜距三八线不远的金化郡五圣山南麓一个小山村，叫芹外里。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村边山上的岭叫上甘岭和下甘岭。我们坚守的坑道就是上甘岭阵地。入朝时，由于我们部队装备十分落后，我们进入朝鲜穿的都是单衣单裤，冬季下了大雪，棉衣还没有送到，我和战友们都是穿着血衣裳在零下40摄氏度的雪里吃着炒面打仗的。由于我们的武器跟美军没法比，只能靠坑道战以防守为主。美军自恃空中优势，每次战斗总是用那些被战士们称为“毒鹰”的飞机对我们的阵地狂轰滥炸。每批出动都是几十架甚至几百架，就好像秋天的蝗虫泛滥一样铺天盖地。空中轰炸加上地面炮击，山上的岩石被炸得粉碎，山上的树木连根都被烧焦了，有的山头都被削低了好几米。我们的坑道被炸塌、埋没的不计其数。每次的轰炸和炮击后都是一场血腥的、惊心动魄的惨烈战斗，我们团坚守的是上甘岭597.9和537.7阵地，是美军第八集团军第一、第九、第十军的主要攻击目标。我们153团进行殊死防守，战斗打得非常艰苦和悲壮。敌人总是以精锐的敢死队为先导，频频发起一次又一次进攻，七天内先后就有100多次交锋，拼杀的场面比电影上演的激烈得多。敌人向我们高地上爬时我们就投掷手榴弹，靠近了就用石头砸，还跳出战壕用枪托或刺刀拼，一句话，就是拼了命打。上甘岭战役持续43天，我们打退敌人200多次进攻，杀伤敌人无数，尸体都是人压人。我们的阵地守住了，可我们的伤亡也非常惨重，上阵地时我们都是齐装满员，打到最后，好多连队剩下的都不到一个排。我们一连和七连更惨，只剩下了几个人，我们连上阵地时有170多人，中间还补充了50多人，打到最后就剩下我们8个人。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由于战时资料都炸没了，好多战友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父亲的眼泪流到了两颊，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接着说：“我至今在梦中还浮现出那些活生生死去的战友面孔，‘为祖国争光’‘为战友报仇’的高亢呼喊声时常把我从梦中惊醒。我虽然被记了一等功，但在我心中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父亲无限感慨地告诉我们：“在上甘岭这块仅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联合国军队先后投入了3个师、6万多人、300余门火炮、200多辆坦克，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发射炮弹190多万发，投掷炮弹5000多枚，整个上甘岭的山顶被炸成了1米多厚的粉末。兵力、火力之密集，是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的，然而志愿军上甘岭的阵地却岿然不动。这场战役击毙敌人25000多人,击落、击伤敌机274架，写就了世界战争史上辉煌的一笔，就连参加筹划这次进攻的美国军事专家也感慨地说：‘看来，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上甘岭的志愿军部队打败。’”

父亲于2001年6月18日因病去世，他的英雄事迹和话语时常激励我们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为祖国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