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伏全

母亲生于1941年，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记忆里的家，总裹着一层贫穷的底色，一日三餐多以红薯面、米糠和小米为主，生产队分的小麦要留到过年或来亲戚时才舍得吃，棉籽油更是金贵。可母亲总有本事把贫穷的日子过出滋味，用红薯面掺着米糠捏成小鸡、小狗或小猪的模样，我们兄弟仨吃得香甜。那时不懂，只觉得母亲的手像有魔法，后来才明白，那是她把对日子的热爱一点点揉进了粗粮里。

她身上有着中国女性所有的传统美德，白天在生产队挣工分，夜里就着油灯纺线织布，为我们缝补衣裳。粗布衣裳经她的手一裁一缝，总是合身又好看。她待人热情，见人就笑，邻里有难处总是第一个搭手，村里谁提起她，都会说“那是个好人”。

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是出了名的严厉。我们做错事时，母亲的训斥声能穿透院墙，偶尔还会扬起巴掌。可如今想来，正是这份严厉让我们有了规矩。我们从小穿有补丁的衣服，却从不觉得寒酸；碗里的饭总要吃干净，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更不会沾染恶习，结交不三不四的人。

严厉之外，是满满的慈爱。那年月日子苦，她和父亲再累，也总要让我们先吃饱。换季时，她常常熬夜赶制衣服，针脚细密，藏着怕我们挨冻的心思。谁要是生了病，不管刮风下雨，她都背起我们就往卫生院跑，山路颠簸，她的后背却稳得像块石头。

1986年，母亲查出肾炎，却总说没事，照旧操持家务，直到拖成肾功能衰竭，并发症缠上了身。母亲在弥留之际，拉着我的手，气若游丝地念叨：“你们都没成家，可怎么过啊……”那句话像根针，扎在我心上三十多年，一碰就疼。

母亲操劳了一辈子，奉献了一辈子，我们却连她的生日都记不清，更没为她过过一次生日。子欲养而亲不待，大抵是世间最痛的遗憾。但母亲教会我们的正直、善良、勤勉，早已融入血脉里。她从未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我们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