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袁洁

我的爷爷叫孙少青，是河南省安阳市人，出生于1903年，毕业于河南开封省立第一师范。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上海大夏大学求学，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侵华日军极为愤慨，怀着一腔热血参加了上海的爱国学生运动，1932年回到安阳任县立师范教师。1934年，他积极参加了当地共产党领导的“四四”儿童节反封建斗争，不久被吸收入党，从此坚定地跟党走了一辈子。

爷爷当时公开的身份是安阳县男师附小教导主任，同时也是我党彰德区委宣传部干事。爷爷省吃俭用甚至变卖家产，悄悄筹措印刷纸张和用品，白天在学校上班，夜间就悄悄撰稿、悄悄刻板、悄悄印刷，印制了大量宣传品，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同时，爷爷还积极配合区委创办了《儿童新报》《新生周刊》《楚中校刊》等报刊，进行抗日反蒋宣传。

1935年，中共河南省委机关遭到大破坏，同时也由于彰德区委的工作影响太大，1月2日，国民党河南省第三区专员公署调动大批警察，分四路到安阳县教育局、男师附小、女师附小、县立一完小逮捕共产党员孙鸿谋、孙少青、薛慰余、田坤元和进步人士张仲房，企图一举扼杀安阳县的革命力量。预先得到进步群众通报的爷爷临危不乱，飞快地处理印刷设备和机密文件，最大限度保守了区委的机密。等到文件处理完，国民党警察和特务已经把门堵住了。危急时刻，爷爷打开后窗，翻到另一条大街上，借着夜幕连夜逃往了北京。在此后白色恐怖中，爷爷由于不能落脚安阳，就在京沪之间开展革命工作。

“七七”事变后，从国民党监狱出狱的何幼琦找到爷爷和其他同志，先后回到安阳。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一致认为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安阳迟早要陷入敌手，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必须坚决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争取团结各界抗日人士，组织武装，抗战救国。

目标明确后，他们以小司空村小学为接头地点，采用秘密串联、自愿报名、个别吸收的办法进行组织，到10月下旬串联了五六十人，有各种枪支10余支。为了师出有名，他们将这支武装定名为安阳青年抗日义勇军，高举起了抗日爱国的旗帜。后来，他们联系爱国将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争取其支持。经过磋商，义勇军与另一支地方武装联合在一起，被商震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集团军第一别动大队。

第一别动大队虽然发展到好几千人，但却鱼龙混杂。当听说磁县有八路军时，何高民和爷爷就迫不及待地到了河北磁县彭城，与八路军太行第四游击支队司令员纪德贵联系上了，随后一同参加了八路军。

爷爷不仅自己一心一意干革命，还影响了家人、亲友和周围的一大批人，我的姑姑就嫁给了领导抗日武装打鬼子的共产党员孙有谋。姑父孙有谋一家是满门忠烈的革命家庭，特别是姑父的哥哥孙筱尚，为了抗日牺牲了生命，是著名的抗日英烈。我的奶奶为了支持姑父领导的抗日队伍，毫不犹豫地变卖了田产、首饰甚至娘家的陪嫁。乡亲们对我的奶奶敬佩不已，称她为“革命的孙三嫂”。

爷爷到了解放区以后，历任磁县第四游击队指导员、林县县委秘书、林县高小校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爷爷任安阳县教育科副科长，后赴华北党校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爷爷曾任北京市崇文区文教科科长、朝阳区干部业余学校校长，1964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81年离休后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1993年3月21日，爷爷在家乡安阳不幸病逝。

爷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中，也从未忘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神圣使命，始终坚持兢兢业业地工作、默默无闻地奉献。每到周末，爷爷就组织全家人坐在一起读报学习，了解国内外大事，听党话，跟党走。我的姐姐找了一个男朋友，爷爷听说后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求他加入家庭学习小组，参加周末读报学习会。

如今，爷爷去世已经整整28年了，但他那老一辈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依然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每每想起，我都觉得爷爷那种对理想、对信念矢志不移的追求是一股永不浑浊的清流，能够涤荡一切污泥浊水，涤荡一切歪风邪气；是一种源源不断的力量，使我们永葆清醒，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