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何生
北宋的历史天空，群星灿烂。宰辅重臣，文章大家，一时贤俊荟萃，英才济济。他们建立的丰功伟绩，高尚的人格魅力，永不磨灭的精神光芒，使我们感到心灵的震撼。而韩琦就是这满天繁星中的一颗“大星”（“大星”一词见《宋史·韩琦传》），这颗“大星”横空出世，绮丽绚烂，闪耀于浩瀚的苍穹之上。
韩琦，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名相。历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相十年。李自存先生的新著《韩琦家族评传》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韩琦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作者写韩琦，并没有局限于韩琦个人的生平事迹，而是用了许多笔墨展示出北宋王朝那个时代波谲云诡的政治形势和纷纭驳杂的社会现象，以及他与同时代人的关系，因而人物形象显得厚重而丰满。作者既写了韩琦高居庙堂时搏击于政治漩涡中的睿智和勇气，也写了韩琦远处江湖时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怀。本书通过对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剖析，以翔实可信的史实确立了韩琦的历史地位和发挥的重要作用。
韩琦一生出将入相，殊勋卓著。在他建立的功业中，有些事件对北宋历史曾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与范仲淹共赴国难，一同抗击西夏；先后力劝仁宗、英宗果断立储，并将英宗、神宗扶上皇位；从容周旋，调和两宫矛盾，并使曹太后还政于英宗；参与“庆历新政”，上疏献其“当今所宜先行者”七事，继又陈“救弊之术”八事。我在这里不准备评述这些历史事件，书中已有详细记述和评论。我想从“仗义执言”这一视角来认识韩琦人格的魅力。每当处于危难之际，韩琦总是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他说：“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辍不为哉！”唯愿“死生以之”（《宋史·韩琦传》）。“仗义执言”在韩琦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文试举几例说明之。
在韩琦担任右司谏的时候，曾累章上奏，指出执政者非才，朝廷未得其人，请求罢黜之。然而奏章连上十余封，未被采纳。但韩琦毫不气馁，仍然再上奏章，他说：“臣职在谏诤，忘无回隐。”难道：“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业，坐过庸臣，恣其堕坏乎？”“臣是以不避斧锧，屡有论奏，乞从罢黜，以慰具瞻之望。”即使因此而遭到“诛戮贬窜之罪，臣无所逃”。（《韩魏公家传》卷一）宋仁宗被韩琦这种公而忘私、锲而不舍的韧性精神感动，终于痛下决心，将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四位宰相同日罢免。《韩琦家族评传》一书评论此事说：“这是石破天惊、震动朝野的大事件。韩琦以自己不满三十岁的小小谏官，竟然一下扳倒四位宰相，一鸣惊人，声誉鹊起，成为深孚众望的朝廷柱石之臣。”
康定元年（1040年）初，西夏进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军在三川口战败，镇守延州的范雍被降职他调。当时担任陕西安抚使的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搞朋党是很重的罪名，推荐范仲淹，这在当时是要有勇气的。韩琦在给仁宗皇帝的奏章中说：“方陛下焦劳之际，臣岂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以灭族之押，冒死推荐范仲淹，此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国家危难之关头，韩琦的毅然之举，委实令人敬佩。仁宗皇帝批准了韩琦的推荐，韩琦、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他们来到“羌管悠悠霜满地”（范仲淹：《渔家傲》）的西部边陲，开始了并肩作战的戎马生涯。
“庆历新政”失败后，推行新政的主要人物范仲淹、杜衍、富弼被罢免，范仲淹外放知邠州（今陕西彬县），杜衍知兖州（今山东兖州），富弼知郓州（今山东郓城）。对于范仲淹、富弼等人的罢去，时任枢密副使的韩琦没有沉默，他上疏说：“臣受国重恩，备位枢辅，若事有干国家之大计，惑天下之耳目，岂可偷安固禄，隐而不言？”他特别提到富弼，说富弼素禀忠义，今无辜被贬闲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负于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义士指弼为诫，熟肯为国家之用，所损岂细哉！”他建议让富弼改知定州（定州在宋辽边界），“如此，则是朝廷以北事专委富弼，以西事（邠州在宋夏边界）专委范仲淹，使朝夕经营，以防二敌（指契丹和西夏）之变，朝廷实有所倚。”韩琦不避朋党之疑，为范仲淹、富弼等人据理申辩，终于危及自身，在朝中待不下去，他“恳求补外”，于是罢去枢密副使，出知扬州。
熙宁元年（1068年），韩琦第二次知相州。《韩琦家族评传》的作者以韩琦的口吻，回顾往日岁月。书中写道：
如今回到故乡，韩琦不禁忆起往昔峥嵘岁月，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难忘那，边关烽火，十万火急，诏命为帅。缮甲厉兵，抵御西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气吞万里如虎。威震塞外，敌人闻之心胆寒。
难忘那，为相出入于三朝，执政周旋于二府。辅弼三帝，两朝顾命大臣，定策元勋。朝中变故，凶险无常。累卵之危，波谲云诡。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决大策，安社稷，措天下于泰山之安。
难忘那，宦海风波，惊涛骇浪。谗言复谤议，感世路之崎岖；九死而不悔，守忠义之心志。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进不为喜，退不为忧。为生民请命，何惜自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经历了那么多艰难世事的韩琦，终于回到了家乡这个温馨的港湾，可以安度晚年了，想到这里，不由得泪流满面。
这段文字激情四溢，一唱三叹，读来令人心潮难平。
写韩琦评传，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韩琦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态度。《韩琦家族评传》在评论这个问题时写道：“韩琦对王安石变法并不是一概反对。王安石实施变法，韩琦这时正在大名府任上。在青苗法施行过程中，韩琦在下层经常听到各级官吏谈论实施青苗法的弊症。他认为此时顾虑重重，沉默不语，有愧于皇上的寄托希望，遂慨然上疏对青苗法提出了质疑。”我认为这个具体分析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
韩琦在熙宁三年《乞罢青苗法》的奏章中说：《青苗法》的原意在于为民，公家无以利其入。然而规定“每借一贯，令纳一贯三百文，则是官放息钱也。与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韩魏公家传》卷八）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诸多新法都是国绕着这一目的而制定的。为了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状况，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视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强力推行新法，是应当予以肯定的。然而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弊病，也是毋庸置疑的。晚年的韩琦已失去早年那种蓬勃的朝气和锐意改革的进取精神，逐渐趋于保守，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
《韩琦家族评传》以浓重的笔墨描绘出韩琦一生的风采，同时还写了韩琦家族。韩门三宰相（韩琦、韩忠彦、韩侂胄），韩琦家族在《宋史》中立传的有五人（韩国华、韩琦、韩忠彦、朝肖胄、韩侂胄）。韩琦家族之盛，于史罕见。
在韩琦家族这一部分中，《韩琦家族评传》重点评述了韩琦家族的家风家教。书中写道：“韩氏家族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韩国华十九岁登进士甲科，以此开始了韩氏在宋朝特别是北宋时期的辉煌。”家风家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在修身立志、为人做事方面的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韩国华曾训诫诸子，要靠自己的努力取得官职。虽然曾经几次有恩荫其子的机会，但他都放弃了。夫人很不理解，有些埋怨。韩国华说：“儿曹有官在身，便谓荣官不可劳而得，废学矣。俟其艺业有所取，奏之何晚？”（韩琦：《叙先考令公遗事》）
在这种家教下，韩国华第三子韩琚初以父任试将作监主簿，后于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乙科。韩国华第五子韩璩和第六子韩琦，于天圣五年同时擢进士高第。韩琦的长子韩忠彦先是荫补为官，但后来靠苦读力学，复举进士。韩琦的第四子韩纯彦闭门读书，专精问学，卒成其志，得中进士。韩琚第三子韩直彦始以父荫补太庙斋郎，后于皇祐五年举进士及第。《韩琦家族评传》的作者很有感触地写道：“韩家子弟都以寒窗苦读得中进士，这是韩氏的家风家教熏陶所致。笔者算来，仅北宋时期，韩氏家族考中进士七人，韩门七进士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这里，我想对《韩琦家族评传》作一点补充。韩琦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他训诫其子曰：“穷达祸福，固有定兮，枉道以求之，徒丧其志，慎守勿为也。”（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这是说，穷达祸福有其一定的缘由，如果用不正当的方式获取，只会丧失人的志气，望你们耸立 “慎守勿为”。治平四年（1067年），韩琦上章请求辞去宰相之职，神宗不允。然韩琦去意已决，坚辞相位。神宗无奈，只好允准，授韩琦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赐京师兴道坊宅一区，擢忠彦为秘阁校理。韩琦以大宋开国以来，从未有一人担任两镇节度使的先例，力辞之，神宗于是改任韩琦为淮南节度使。对于忠彦擢任秘阁校理，韩琦上奏予以婉拒。依循旧例，馆阁之职一向都是由高中进士的人通过考试，合格后方能担任。忠彦未经考试而被授予此职，韩琦表示“今忠彦不敢滥当此任”（《韩魏公家传》卷六）。神宗乃下诏让忠彦参加学士院的考试。忠彦考试合格，方才接受此职。韩琦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于此可见一斑。
有感于韩氏家族人才辈出，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慨叹道：“与忠献同时，功名富贵略相埒者，岂无其人？今百四五十年，其后往往寂寥无闻。而韩氏之孙，功足以铭彝鼎、被弦歌者，独相踵也。”（《南国记》）陆游的感叹值得我们深思。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既应继续深入研究韩琦，亦应重视对韩氏家族的研究。李自存先生的《韩琦家族评传》在韩氏家族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