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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杜甫谁的诗歌更受推崇
发布日期:2017-07-17   文章来源:安阳网-安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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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杜二人,成就之高,影响之巨,鲜有可比者。大文豪苏东坡甚至感叹:“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而,随着二人的去世,李白、杜甫诗歌的优劣之争随之涌现。各种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

    中晚唐:三派观点继起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成名也比杜甫早,贺知章见之以为“谪仙人”,唐玄宗闻其名而亲自召见,供奉翰林,“帝爱其才,数宴饮”。杜甫也屡以诗赞美,如“白也诗无敌”“李侯有佳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贺知章、唐玄宗、杜甫都曾是李白的“粉丝”。然而,李白谢世后,杜甫晚年佳作连连,诗名继起。于是,从中唐到晚唐,便开始有了李杜优劣之争,并出现了三派意见。

    在李杜之后,最初表明杜甫高于李白的人是元稹。杜甫的孙子知道元稹一直喜欢杜甫的诗,因此在为祖父灵柩迁葬途中,请元稹为杜甫写一篇墓志铭。在这篇文章中,元稹盛赞杜甫:“则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大致来看,最早的扬杜抑李论者主要是从反映民生疾苦、针砭社会腐败的角度来评判李杜的高下。

    但是,相关观点立刻受到韩愈的反对与驳斥。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与元稹等人分属不同的文人集团,论诗主张也有所不同,因此对他们扬杜抑李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可以说,韩愈是中国最早的李杜并重论者。后来,顾陶、李商隐、杜牧等多持此论。

    唐代帝王多好诗,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算一位。《唐诗纪事》 曾评介:“帝好五言,自制品格多同肃、代,而古调清俊。”唐文宗在位时曾颁布一份诏书:以李白歌诗、斐旻剑、张旭草书为“三绝”。由此,晚唐皮日休、吴融、郑谷诸诗人多重李白。吴融曾明确表态:“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

    宋代:扬杜抑李占据上风

    进入宋代以后,唐人三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了,扬杜抑李的声浪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流。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确实与几位大人物的影响有关。

    第一位大人物是欧阳修。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政治地位很高,诗、词、散文和学问均堪称一流。他和宋祁在修撰《新唐书》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诗史地位。他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唐宋两代皆重史,杜甫在正史中荣获“诗史”的名号,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他是当时的主宰相,诗文、学问堪称一流。王安石于前代诗人最推崇杜甫,曾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一次见到杜甫画像,居然膜拜再三,泪流满面,并赋诗一首,表示“愿起公死从之游”。其生前曾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尚排在韩愈、欧阳修之下。许多人都不理解。王回答:“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意思是说,李白只有“豪放飘逸”的风格,而杜甫知变,风格多样。

    宋人另有诗话记载,王安石以为李在杜下还有一个原因:“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意思是说,李白诗一气直下,语速太快,不如杜甫抑扬顿挫,更有节奏感。而且,李白的诗多写女人和酒,见识不高。

    第三位大人物是黄庭坚。他与苏轼并称“苏黄”,又能词,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派“江西诗派”的领袖。他曾说:“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由于他对杜诗的推崇,故“江西诗派”便都崇奉杜甫,后来又发展为“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宗。黄与二陈是当时诗坛的风云人物,都提倡继承杜甫的诗风。

    除了这三位大人物的影响,宋代的两种环境也助长了扬杜抑李的风气。一个是文学环境。宋代文人地位甚高,好发议论,也喜欢在诗中议论。杜甫曾开以议论为诗之先河,如论诗绝句等,颇投合宋人口味。另一个是社会环境。宋代积弱积贫、边患严重,国力远不如唐代强盛。很多文士、诗人、词家,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无不忧国忧民、感慨时世。这种沉痛心情,与杜甫的心绪和沉郁顿挫的诗风最为相通相融,故学杜甫者多于李白。

    两宋时期,注杜诗者亦甚多。罗大经感慨:“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宋葛立方叹道:“则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

    不过,也有少数人为李白打抱不平,提倡李杜并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刘克庄也对扬杜抑李的现象不满,但他不敢说王安石诸公,只说元稹“抑扬太甚”,为李白鸣不平。但这些人的呼唤,终究敌不过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力,一时难成气候。直到明代,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明清:李杜并重渐成主流

    明代初期,福建长乐有个叫高棅的人,历时近十年,编选了一部《唐诗品汇》。这是明代影响极大、历时最久的唐诗读本。当时,上至朝廷官府,下至乡村私塾,多以此书为必读教材。高棅在此书中,对李杜二家诗基本持并重态度,对二人各体诗的作用、地位均作客观评述,这就改变了两宋以来扬杜抑李的风气。

    然而,明代的文学思潮相当活跃,宋人残存的一些影响尚存。王世贞、胡应麟是明代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诗评家,他们尽管李杜并举,视二人为大家,但在反复的论述与比较中,仍往往会流露出对杜评价略高一筹的倾向。但他们的前辈杨慎,则常常借对宋人的批评来为李白打抱不平。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又说:“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等人,也都“严驳杜诗”,特别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对杜诗褒扬处,他多针锋相对地指出其不足,几乎使杜诗体无完肤,跌到历史低点。

    基本上看,清代从贺贻孙、全祖望、贺裳、冯班、赵执信到薛雪、乔亿、洪亮吉、赵翼、管世铭、姚鼐、刘熙载等,基本上都持李杜并重的态度。即使个别人有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倾向与见解,也只是独抒己见,未必偏激。这方面,清人潘德舆有一段话较为公允。他说:“论李、杜不当论优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诗注本号称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谓,而注李诗者仅几十家,何以相差如此之大?这是另有隐情的。除了杜甫的诗歌成就,还因为杜甫诗中充满故国之思和家国情怀,特别是在易代之际,杜诗中的“每依北斗望京华”“国破山河在”“文武衣冠异昔时”“百年世事不胜悲”“故国平居有所思”等,尤能唤起遗民的思旧之情。特别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不少明代旧臣每有故国之思,一时不能以诗直接表达,便往往通过评注杜诗的方法来加以寄托和曲折表达。钱谦益、朱鹤龄、金圣叹、仇兆鳌等都是注解杜诗的名家,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注起杜诗,恐怕多少与这种寄托和表达有关。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形成了注杜诗者远多于李白的现象。       (据《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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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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